山东寿光义工成立3个多月以来，由几个人发展到150余人，慰问孤寡老人、救助失学儿童、给交警送水、巡河防学生溺水……大大小小十余次的活动，倾注了他们满腔的热情和纯洁的爱心。但前不久，未经注册的寿光义工被寿光民政局以“非法团体”为由依法解散，对这个爱心团队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类似于寿光义工这样“名不正，言不顺”，没有合法地位的义工组织十分普遍，由于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不少义工处境尴尬，爱心为法所伤。

西哲有云，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能震撼人们的心灵，头顶上灿烂的星空，内心里崇高的道德。扶贫济困，乐善好施，这样的善行义举，正如星空中不灭的星斗。无须讳言，善事义举、奉献爱心在眼下还是一种“稀缺资源”，当人们遇到困难而得不到帮助时，很多人都会谴责别人没有助人情怀，不肯伸出援手。然而当助人为乐的团队出现在人们身边时，人们看到的却是它与非法组织画上了等号。

寿光民政局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作出解散“寿光市爱心义工”的决定，这本身在法律层面上无可挑剔。毕竟，“寿光义工从来没有和民政局联系过，开展活动也从来没有和他们打过招呼，更别说注册了。”但从情理和执法效果上看，寿光民政局协同城管等多部门当着百余名市民的面，在活动正精彩进行的时候，禁止寿光义工募捐并中止了演出，不仅有悖情理，而且执法效果也不佳，尽管事后在《寿光日报》上作出了特别说明，但是仍然不能得到绝大多数市民的理解。

对于寿光义工这样一个出于爱心和公益所组织起来的慈善组织，民政部门为何不能低下身段，更加贴近民众一些，主动给予帮助和指导，并适时提醒或督促有关组织者进行合法登记，而是要在寿光义工受到民众普遍欢迎之后，才予以简单化的禁止和粗暴化的解散？我们追求法治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有关部门管理的便利还是为了整个社会运行的和谐？

无论是立法层面的建言献策，还是司法层面的诉讼突破，我们都可以看出包括慈善公益组织在内的民间组织管理体制上的“僵局”：一方面，现阶段部分政府业务主管部门对民间组织还不是很信任，抱有一种本能的警惕，不太放心民间组织的活动，不愿意承担“挂靠”的风险；另一方面，民间组织旺盛的生命力和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受制于“双重管理体制”，不得不打擦边球，要么改换门庭，变身为工商登记的企业法人，要么委曲求全，无奈沦为没有合法身份的“地下组织”。

慈善公益组织不仅具有一般民间组织的优势，更是引导民众奉献爱心、树立良好社会风尚的途径和平台。如果向善之心因法所限、为法所伤，伤害的不仅仅是民众奉献爱心的热情，还有对法治的信心，对未来的期待。

可能伤害到爱心的不仅仅是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和制度运行的不规范，还有团体信任机制的建立和财务监督机制的完善。从近年来不少义工团体从出现到消失的实例看，信任机制的解体和财务监督的乏力是不可忽视的原因，这也正是行政主管机关不放心的地方。公司法为保障股东的权益而设立了公司章程、监事会等一系列的制度，但以公益为目标的民间慈善爱心组织却因无章可循而导致分崩离析。团体信任机制和财务监督机制的缺乏，源头正是相关立法的不完善、不健全。（作者为《华东法律评论》编辑；电邮：jackwerb@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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