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不愿生育？
《孩子需求论》作者公布了一个很有趣的研究数字，一个中国孩子从出生直至成人（16岁）到底需要花掉父母多少钱？出生前费用（母亲妊娠期及生产期的费用）：2 771.44元（人民币）；出生后费用(0～16岁，不包括高中和大学的经济费用)：119 829.30元（人民币）。叶文振：《孩子需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实际上作者的这个数字实在是非常保守的，估计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这个数字要翻一番；如果将孩子上高中、大学、结婚的费用包括在其中，我们估计父母将孩子送上社会所需付出的费用底线可能在30万左右。
可以这样说，抚养一个孩子成人，按照中国普通市民低工资、低收入的经济状况，需要承受的经济负担相当沉重；而心理负担和心理压力更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当然，绝大多数人是在对此一问题毫无思考的情形下就结婚生子的，他们习惯于用本能和惯例来处理自己的生活。
但是绝大多数单身者是对此有认真的思考的，他们选择单身和他们在此一问题上的思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常常是认真地衡量了自己的承受能力，认真地考虑了自己是否能为未来的子女提供较好的生活和教育条件，进而作出了不结婚或者不生育的决定的。
单身者选择非婚不育，从这个角度来讲并非是不负责任，而是感到责任重大而无力负担。比较于那些弱智的、有遗传病的、失业的人的生育，比较于那些生了孩子却让孩子失学失教、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甚至在逃荒要饭中生育进而也让孩子逃荒要饭的人，他们（单身者）是用取消责任的方式，对责任作出了负责的回答；而那另外的一些人常常是以不负责任的方式负责。两者相较，单身者的选择也许属于一种更为负责的行为。
让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世界人口增长的数据表明，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在过去的50年里已经急剧恶化，大自然已经不堪人口的重负而报复人类。从这个视角来看，今天的人类所需要的已经不是人口的低质量的数量增长，而是需要人口素质的高质量地增长。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人口资源的强与弱已经不再是一个数量概念，而是一个质量概念，衡量指标不再是人口的绝对数，而是人口的教育水平、智力水平、创新能力。中国人口面临巨大压力，中国需要的不是人口数量的增加而是质量的提高，只有高质量地生育，即优生优育，才是国家提倡的。就此，单身者在感到自己不能保证子女的高智商和高教育水平的情况下自觉不育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国民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的提高，以及充足的物质生活、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活动激起了人们对自身生命和生活质量的重视。在人们有可能通过劳动以及社会福利保障系统来保证自己年老时依然能够得到足够的照顾的时候，人们从养儿防老这种自私性目的出发而生儿育女的行为就大可减少。这个时候人们可能更为客观地来看待自己是否需要生育的问题，更多地从自己能给孩子什么样的生活和教育条件的出发点来考虑生育。这已经不仅仅是为了避免生养过多的子女而造成的巨额经济负担，或者为了单方面巩固自己的物欲生活了。也正是因此，西方政府近年来出现了鼓励生育的政策，例如给未成年儿童提供政府津贴，给多育的母亲以津贴等，这些政策从经济上减轻了父母抚养子女的负担--例如法国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制定政策，鼓励国民为国家利益生育子女，但是这些政策并未得到民众的有效响应，原因是民众对生育的根本观念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目前，影响西方民众生育观念的家庭生活形式有：晚婚、不育（丁克家庭）、同居（非婚同居而拒绝生育）、单亲家庭（因为一个人的经济承载能力有限而不再生育子女）、单身家庭（单独居住，拒绝家庭拒绝生育）等。其中单身、单亲家庭方式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单身生活方式对于控制人口增长是有益的。不论其初衷如何，客观事实便是如此。
